映象新闻

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美好生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

[75]陈兴良强调学术积累：在最大程度上搜集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材料。也就是说，在研究问题和结论之间必须有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

而且，方法论规则能够将那些过于武断偏颇的研究剔除出去。） [13]James Lindgren, Fear of Writing, California Law Review, 78（1990）.p.1677（批评编辑强迫作者去使用某种写作范式，例如美国法学界流行的《德州写作风格手册》（Texas Manual on Style），来求得论文最终发表。作者的结论要具备说服力，而且简单易懂。考虑到这个问题，第三位学者 Snel 在最新的研究中访谈了40位长期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论文的荷兰教授。[76]陈兴良：《一个写作者的讲述》，《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

如果作者在很小的研究领域内提出了高度聚焦的研究问题、仅仅依靠本国研究资料来回答问题，那么全面性这一标准既必要、又容易实现。而看似深刻的学术评价理论之间的差异化更加明显。美欧学术标准之间虽有差异，但两者的对比揭示了原创性是全世界法学学者共同尊重的价值。

见：Richard A.Posner, The Future of the Student-Edited Law Review, 47 Stanford Law Review （1995）.p.1132. [29]Ibid.（Coombs） p.706-707. [30]Stephen L. Carter, Academic Tenure and White Male Standards: Some Lessons from the Patent Law, Yale Law Journal （1991）.p.2080. [31]Ibid.p.2081-2082. [32]Ibid.p.2082-2083. [33]Ibid.p.2085（Carter 进一步解释：当被识别、解决的法律问题愈加特异和不寻常，作品产生的知识增量就逾大。Frans L. Leeuw, Empirical Legal Research: The Gap between Facts and Values and Legal Academic Training, Utrecht Law Review, 11（2015）; Wendy Schrama, How to Carry out Interdisciplinary Legal Research-Some Experiences with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 Utrecht Law Review, 7（2011）. [51]Rob van Gestel, Hans-W. Micklitz, and Miguel Poiares Maduro, Methodology in The New Legal World, （2012）, EUI Working Papers.p.14. [52]Mark Van Hoecke, Legal Doctrine: Which Method（s） for What Kind of Discipline?, in M. A. A. Hoecke （Ed.）, Methodologies of Legal Research. Which Kind of Method for What Kind of Discipline?, 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11）.p.17. [53]Scientia Juris, Legal Doctrine and Legal Theory, in Pattaro and Enrico, A Treatise of Legal Philosophy and General Jurisprudence, Volume 4, p.2. [54]Mathias M. Siems and Daithí mac Síthigh, Mapping Legal Research,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 71（2012）.p.654. [55]Supra 51.p.5. [56]Supra 51.p.6. [57]Rob van Gestel and Hans-W. Micklitz, Revitalizing Doctrinal Legal Research in Europe: What About Methodology?, （2011）, EUI Working Papers.p.27. [58]Ibid.p.31. [59]H. E. B. Tijssen, De juridische dissertatie onder de loep: de verantwoording van methodologische keuzes in juridische dissertaties （PhD Thesis Tilburg 2009）, Amsterdam: Boom Juridische Uitgevers, p.199-200（English summary）. [60]Alain L. Verbeke, Beyond Quantity - Classifying and Evaluating Legal Research in a Trusting Environment, Leuven Law Research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 Model – ALV – Xmas 2013 Draft, 2013. [61]J. B. M. Vranken, Mr. C. Asser, Handleiding Tot De Beoefening Van Het Nederlands Burgerlijk Recht: Algemeen Deel: Een Synthese （Kluwer 2014）. [62]以下内容都转述自：Marnix Snel, Making the Implicit Quality Standards and Performance Expectations for Traditional Legal Scholarship Explicit, Legal Studies, （forthcoming in 2018）.这篇文章在我写作时仍在发表准备阶段，所以引用无法具体到页码。主要体现为中国学者不注意西方法学的问题意识，一味地模仿或者进行介绍性研究，而没有注意法学中国化的问题。其中一场讨论围绕着学术期刊依据什么标准筛选稿件。

然而，由于法学教育长期向学生灌输说服的艺术，法学家往往采用和律师一样的辩护法学视角：在论证时只提及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事实、观点，而对不利于自己论证的相关材料则视而不见。类似的批评见支振峰：《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法律科学》2013年第6期（但可惜的是，这种脱离语境的，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直到现在，还是我国法学的主流。

[10]编辑们会武断地依据作者的名声、[11]文章长度、[12]写作风格、[13]选题偏好、[14]注释体例[15]等外部因素来判断投稿质量。[2]但目前为止，这些国际化的努力更多地表现为学术发表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外语化。[54]法学家在构建法学理论的时候要意识到这种本质差别（例如，法学家会问法律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法律的问题，但法官不会）。当然，这两种思维路径是否是泾渭分明的还值得讨论，但可能的后果就是学术标准形式主义：只要提出了研究问题的论文都是合格甚至是优秀的，没有研究问题的文章就必然是不合格的、糟糕的。

其次是理论概念与事实之间的契合度（概念与事实之间要耦合）。例如，Cotton 指出编辑至少要考虑三种学术标准：原创性（originality）、精准性（well-researched）、分析性（well-analyzed）。坦率指的是如果没有充足理由，作者不应当略过或者贬低他人观点。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可以让学者保持客观，会认真思考和驳斥反面观点，而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论证看起来圆满而刻意忽略它们。

至少法学评论使用的标准是相对统一的。表面上的差异性不会掩盖内在的统一性。

Dan Jerker B. Svantesson, International Ranking of Law Journals-Can It Be Done and at What Cost?, Legal Studies 29.4（2009）.p.678-691（指出建立在引证数量上的期刊排行的内在缺陷。换句话说，法学的学术价值取决于研究方法的透明性。

这些理论化标准看起来过于抽象，而且不论对作者还是评价者而言缺乏操作性。[25] （二）整合少数学派与主流学派：自说自话的法学评价理论 在美国学界发生的另外一场讨论与学术标准更具相关性。但通过种种探索，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回答。第三，研究问题要体现社会或者科学意义（significance），这关系到作品产生的现实后果。即使抛开要不要国际化的问题，中国法学需不需要学术标准、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标准这两个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26]到了1990年前后，Kennedy 教授提出这些少数学派应当和主流法学一样遵循统一的学术标准，而少数学派学者的特殊身份等外部因素与学术标准是无关的。

而且，欧洲标准似乎在三个方面超越了美国标准： 第一，美国标准是模糊抽象的概念或者理论，而欧洲标准从研究方法角度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手册。高度依赖期刊排名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美国学界对学术标准的关注。

可能会有读者质疑欧洲标准的代表性问题。） [34]Edward L. Rubin, On Beyond Truth: A Theory for Evaluating Legal Scholarship, 80 California Law Review （1992）.p.889. [35]Ibid.p.921, 923-924. [36]Ibid.p.930, 934. [37]Ibid.p.937. [38]Philip C. Kissam, The Evaluation of Legal Scholarship, Washington Law Review.63（1988）.p.228. [39]Ibid.p.228. [40]Ibid.p.228-229. [41]参见 Pierre Schlag, Pre-figuration and Evaluation, California Law Review, 80（1992）.p.965. [42]这种情况在英国、丹麦、荷兰、爱尔兰等国家广泛可见。

而欧洲标准实现了从我认为到我们认为的跨越。这么一来，不管提出来的研究问题，还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过程中发现的新知识必然是从来没有过的。

Schlag 指出建立所谓的学术评价理论不会把评价者从个人偏见中解放出来。与其它国家广泛使用教授编辑、同行评审不同，美国学者主要在各类法学评论（law review）上发表论文，而负责审稿和做出发表决定的编辑大多是法学院的学生。首先是可读性，指的是论文中没有语法错误，同时能够体现出清晰的写作结构。[66]我们对其它小语种国家，如德国、法国、西班牙的情况也不清楚。

法学发表主要依靠编辑的个人偏好，学术评价理论都是法学家在自说自话。但问题在于，我们无法确定欧洲乃至国际学界是否普遍认同这些标准。

仅举几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的 Beij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中国国际法学会和武汉大学的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国际比较法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的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中国政法大学的 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和 China-EU Law Journal，等等。[9]如何评价学术作品的质量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作品的内容上来。

一篇作品应当充分展现作者在文献或者其它研究材料上所做的工作，换言之，作者的观点要有充足的文献或者事实支撑。[16]Cotton指出，由于百分之百的原创往往是不现实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梳理既有学术议题和争论，或者，重新解读现有理论的方式来推动法学研究的进展。

基于所有研究材料做出的论断是被广泛欢迎的，但事实是这种情况往往不现实。对同处法律共同体的法官和律师来说，法学论文与他们的日常工作距离太远，以至于他们失去了阅读学术期刊的兴趣。[45]为了追求学术质量，van Gestel 和 Vranken 认为同行评审和定量指标作为学术评价手段都存在固有缺陷。美国标准主要是抽象定义和概念，而欧洲标准则通过研究方法为实现好的法学研究提供了技术手段。

而且，作者要考虑受众感，强调针对性和有效的交流。不能因此就否定了学术发表标准本身。

[52]在这样的学术活动中，学者与法官等司法实践人员在很多方面有着本质不同，如，做出的决定是否有约束力、是否关注具体案件或事实、是否只关注本案中的司法问题、是否有提出立法建议的自由，等等。两者的内部差异也很明显。

研究问题 一、实现中国法学的国际化：转换发表语言、还是厘清学术标准 中国法学正在努力实现国际化。问题在于，外语化并不意味着中国法学能够真正融入国际学术圈：说到底，用什么语言发表、在哪里发表最终与学术本身的价值没有必然联系。